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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佛羅倫斯到中國：顧毓琇的文藝復興構想 文／XXX 歐洲歷史上，14至16世紀的文藝復興被視為人類文明的重要轉折。它起於義大利，經由城市商業的繁榮與貴族贊助人的推動，復興了古希臘羅馬的經典藝術與思想，催生人文主義與理性精神，並間接促成科學革命與啟蒙運動。它的本質，不僅是藝術風格的更替，更是一場文化與精神的深層革新。 半個世紀前，中國近代著名的科學家、教育家與文學家顧毓琇，曾在1947年發表〈中國的文藝復興〉，試圖在民族危機與國家轉型的時代背景下，提出一個中國式的文化振興方案。這場構想與歐洲的文藝復興相隔數百年，但在精神上卻存在對話的可能。 顧毓琇生於1902年，學貫中西，既是電機工程專家，又是詩詞、戲劇、音樂與佛學的通才。他在抗戰勝利後、國共內戰將起之前，深感中國雖在政治、軍事上亟需穩定，但更迫切的，是重建文化自信與社會凝聚力。〈中國的文藝復興〉即是在這種背景下誕生。 背景的不同，塑造了復興的內涵差異。歐洲文藝復興是在中世紀封建秩序鬆動、教會權威衰落、商業城市興起之後，自下而上萌生的人文與科學革新。而顧毓琇的倡議則是在中國經歷清末西化、五四運動、抗日戰爭之後，面對國家分裂與文化自信喪失，試圖由知識分子引領，結合國家政策與全民參與，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並行推動。 兩者的價值源泉亦不相同。歐洲文藝復興以古典希臘羅馬文明為精神母體，強調人文主義、個人尊嚴與理性探索，並透過藝術、建築與文學體現「以人為中心」的世界觀。顧毓琇則主張，中國的文藝復興應以中華文化為根基，包括儒家的道德理想、道家的逍遙智慧與佛家的心靈超越，同時吸收近現代西方的科學技術與制度經驗。他強調，文化復興、政治改革與社會改造必須三位一體，缺一不可。 在推動策略上，歐洲文藝復興依賴城市精英與贊助人的力量，透過藝術創作與古典文獻整理，逐漸滲透至社會各層面；而顧毓琇則提出多線並進：文化上，弘揚中國在天文、水利、音樂、度量衡等領域的歷史成就，並鼓勵與世界文化交流；社會上，倡導教育改革與民主政治，重建社會信任與公正；經濟上，發展實業與科學技術，以國力支撐文化自信。他的視野中，科技進步是文化復興的重要組成，而非單純的工具。 值得注意的是，兩場「文藝復興」雖然都強調人的價值與創造力，但出發點卻不同。歐洲的重心是個人自主與藝術創新，並在相對穩定的城邦與王國格局中展開；顧毓琇的構想則帶有強烈的家國情懷與社會責任感，是針對一個處於...

幸福的悖論：當富裕國家失去快樂 文／XXX 近期蓋洛普針對142個國家所做的全球幸福感調查，呈現出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：在世界多數地區，認為生活蒸蒸日上的人口比例持續上升，認為生活痛苦的人口比例降至2007年以來的最低。然而，美國、加拿大、西歐、澳洲與紐西蘭等富裕國家卻逆勢下滑——2007年有67%的美國人和加拿大人自評幸福感強，如今僅剩49%。在絕對生活水準仍高於多數發展中國家的情況下，為何趨勢線卻一路走低？ 專欄作家大衛．布魯克斯認為，過去十年最關鍵的社會變化，是經濟健康與社會健康之間的脫節。美國 GDP節節攀升，薪資與就業狀況改善，不平等現象有所緩和；但同時，自殺率上升、社會孤立感加劇、社會信任度跌至谷底。根據今年1月蓋洛普民調，「對生活非常滿意」的比例創下新低；2025年《愛德曼信任度晴雨表》更顯示，僅有三成美國人對下一代抱持樂觀。 布魯克斯將健康社會的基礎比喻為「神聖三位一體」：經濟生活水準、人際關係網絡、人生目標與意義感。幸福感高的國家，往往在物質、社會與精神三方面兼顧。例如，以色列與波蘭在三項指標均表現良好；印尼、墨西哥、菲律賓雖經濟不算突出，但社會與精神層面豐富；日本與斯堪地那維亞國家則物質條件優越，卻普遍缺乏明確的人生目標。 在布魯克斯看來，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問題，在於經濟發展的同時，社會與精神支柱卻在瓦解。自1960年代以來，北美與西歐愈趨世俗化、個人主義化、強調自我表達，與仍保有宗教、家庭、社區等傳統價值的國家逐漸分道揚鑣。調查顯示，那些抵抗此種價值轉向的國家，幸福感反而提升；而高度擁抱個人自主與社會自由精神的國家，幸福感普遍下降。 這種文化轉變對年輕世代尤為衝擊。以往幸福感呈U形曲線：年輕時較快樂，中年有壓力，退休後再回升。如今曲線變成斜坡，年輕人最不快樂，中年稍佳，老年最高。在全球繁榮研究中，美國年輕人的幸福感在各年齡層中墊底，澳洲、德國、瑞典、英國等國亦然。 另一個受影響嚴重的群體是年輕進步派。長期以來，保守派在幸福感上高於進步派，部分原因是他們更傾向婚姻、宗教活動、慈善參與、愛國情懷等與幸福相關的行為。然而，自2011年前後開始，年輕進步派的憂鬱症發病率顯著上升，幾年後保守派雖也跟進，但程度較輕。2024年調查顯示，35%的「非常保守」大學生表示精神狀況經常不佳，但「非常自由」的學生比例高達57%。布魯克斯認為，這與過度內化超個人主義價值觀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