幸福的悖論：當富裕國家失去快樂

幸福的悖論：當富裕國家失去快樂

文／XXX


近期蓋洛普針對142個國家所做的全球幸福感調查，呈現出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：在世界多數地區，認為生活蒸蒸日上的人口比例持續上升，認為生活痛苦的人口比例降至2007年以來的最低。然而，美國、加拿大、西歐、澳洲與紐西蘭等富裕國家卻逆勢下滑——2007年有67%的美國人和加拿大人自評幸福感強，如今僅剩49%。在絕對生活水準仍高於多數發展中國家的情況下，為何趨勢線卻一路走低？

專欄作家大衛．布魯克斯認為，過去十年最關鍵的社會變化，是經濟健康與社會健康之間的脫節。美國 GDP節節攀升，薪資與就業狀況改善，不平等現象有所緩和；但同時，自殺率上升、社會孤立感加劇、社會信任度跌至谷底。根據今年1月蓋洛普民調，「對生活非常滿意」的比例創下新低；2025年《愛德曼信任度晴雨表》更顯示，僅有三成美國人對下一代抱持樂觀。

布魯克斯將健康社會的基礎比喻為「神聖三位一體」：經濟生活水準、人際關係網絡、人生目標與意義感。幸福感高的國家，往往在物質、社會與精神三方面兼顧。例如，以色列與波蘭在三項指標均表現良好；印尼、墨西哥、菲律賓雖經濟不算突出，但社會與精神層面豐富；日本與斯堪地那維亞國家則物質條件優越，卻普遍缺乏明確的人生目標。

在布魯克斯看來，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問題，在於經濟發展的同時，社會與精神支柱卻在瓦解。自1960年代以來，北美與西歐愈趨世俗化、個人主義化、強調自我表達，與仍保有宗教、家庭、社區等傳統價值的國家逐漸分道揚鑣。調查顯示，那些抵抗此種價值轉向的國家，幸福感反而提升；而高度擁抱個人自主與社會自由精神的國家，幸福感普遍下降。

這種文化轉變對年輕世代尤為衝擊。以往幸福感呈U形曲線：年輕時較快樂，中年有壓力，退休後再回升。如今曲線變成斜坡，年輕人最不快樂，中年稍佳，老年最高。在全球繁榮研究中，美國年輕人的幸福感在各年齡層中墊底，澳洲、德國、瑞典、英國等國亦然。

另一個受影響嚴重的群體是年輕進步派。長期以來，保守派在幸福感上高於進步派，部分原因是他們更傾向婚姻、宗教活動、慈善參與、愛國情懷等與幸福相關的行為。然而，自2011年前後開始，年輕進步派的憂鬱症發病率顯著上升，幾年後保守派雖也跟進，但程度較輕。2024年調查顯示，35%的「非常保守」大學生表示精神狀況經常不佳，但「非常自由」的學生比例高達57%。布魯克斯認為，這與過度內化超個人主義價值觀有關。

然而，若僅將幸福感下降歸咎於文化價值轉向，恐怕過於單向。年輕世代的不快樂，還可能與高額學貸、住房負擔、勞動市場不穩、社交媒體對心理健康的影響等結構因素密切相關。至於保守派與進步派的幸福差距，也需考慮社會資源與支持網絡分布的不均衡。

幸福感的下降提醒我們，經濟成長不必然帶來生活滿意度提升。真正的繁榮，必須建立在經濟資本、社會資本與精神資本的平衡之上。富裕國家若一味追逐GDP與個人自由，卻忽略了家庭、社區、國家認同與共同價值，終將付出社會與精神層面的代價。

對美國與其他西方國家而言，挑戰在於如何在維持個人自由與多元價值的同時，重建信任、歸屬與意義感；對其他正在快速發展的國家來說，則需警惕在追求現代化與全球化的過程中，不要輕易捨棄那些能夠維繫人心、提升幸福的傳統制度與文化資源。

在這個全球物質條件普遍改善的年代，真正的問題不再只是「我們擁有什麼」，而是「我們彼此之間還剩下什麼」。幸福的關鍵，或許正取決於這個答案。